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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意制造对立话题！苏贞昌为阻“小三通”竟抛出所谓“抢药说”******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陈立非】台湾加工类食品、水产品因注册问题被大陆暂停输入，其中包括金门高粱酒，加上“小三通”迟迟不开，准金门县长陈福海、准“连江县长”王忠铭率团登陆沟通。就在岛内各界对明年春节前复航“小三通”充满期待之际，台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竟然抛出所谓的“抢药说”，刻意升高两岸对立气氛。

　　新当选县长登陆沟通

　　疫情暴发后，台湾方面于2020年2月10日关闭“小三通”，至今已经快3年。据联合新闻网13日报道，为解决台湾商品被禁问题、推动重启“小三通”客运，金门县“立委”陈玉珍以及陈福海、王忠铭等人12日抵达厦门后，当晚火速与福建当地官员展开两场座谈。

　　13日上午，陈玉珍在与媒体见面时称，经过与大陆有关方面领导充分具体的沟通，回去以后，会就金门高粱酒的文件不完整部分进行检讨，“我想应该会获得满意的结果”。参与会议的大陆全国台企联副会长吴家莹称，在12日晚的会议上，大家谈到了“小三通”客运应尽快复航以及部分金门同胞因疫情太久没到大陆，台胞证已经过期了等民生问题，大陆表态愿全力协助和弹性处理，“这是疫情后首次有台湾民意代表来，和大陆方面坐下来谈，相信会很有帮助”。“连江县长”刘增应13日也表示，“小三通”停摆将近3年的时间，希望可以尽快复航，“这也是乡亲们的期待，支持访问团到大陆洽谈小三通，乐观其成”。台湾《中国时报》13日称，目前大陆台商、台眷与台生仅希望明年1月先启动“小三通”的“探亲专船”。

　　12日这一天，台防疫指挥官王必胜率队飞抵金门。他称，此行主要是了解第一线防疫量能，模拟可能发生的实际状况，包括港埠进出动线与流程，以及防疫相关医疗量能在开放前是否准备顺利等。不过对于“小三通”复航时间点，他仅表示，复航权限不在“卫生福利部”，此行就是给有关单位提供意见参考。

　　当局官员持续泼冷水

　　“小三通”2020年2月停航迄今，随着岛内边境解封，台商和金马地区民众希望恢复“小三通”的声音越来越强烈。今年9月澎湖举办“三岛论坛”，金马澎3县县长在会中达成“小三通复航”的共识。金门县长当选人陈福海12月9日刚接下县长当选证书，下午就飞台北拜会陆委会主委邱太三争取复航。

　　就在各界都对“小三通”复航充满期待之际，苏贞昌又浇了一盆冷水。他12日在出席活动时称，任何人都不能因个人立场妨碍全台一致的防疫作业，希望大家都能以民众健康为重、社会安定为念，如果轻率地不管疫情，随便大开边境，过去大陆人到香港去抢药的情况，大家都看见了，“对岸现在受疫情影响，若台湾因为开放边境而造成防疫破口，妨碍台湾近3年的防疫成功，对民众的健康不能交代，因此没有道理现在要开放小三通”。“卫福部部长”薛瑞元13日又附和称，不一定是回来(重启“小三通”)才会增加药物需求，“现在也可能开始搜刮药物寄过去，我们都密切注意当中”。

　　而此前在7月底，台“交通部长”王国材曾表示，“边境开放，小三通就会开”。铭传大学副教授杨颖超13日撰文直言，从苏贞昌的表态看，“小三通要通，恐怕还要再等等”。他分析称，从台湾部分产品被禁、民进党当局官员一直强调“突袭”，合理推测，是官员以为释放准备开放“小三通”信息可以酝酿友善氛围，没料到大陆却禁台产品，再加上亲蓝金马地方政治人物积极前往对岸讨论复航事宜，蔡当局面子挂不住，才出现风向逆转的情况。

　　全是意识形态作祟

　　台媒分析称，蔡英文当局事实上尚未开放大陆民众赴台观光，仅允许商务、探亲与奔丧申请入境，大陆也尚未开放大陆民众出境旅游，仅能申请留学、商务或工作。也就是说，两岸旅游仍受管制，苏贞昌竟说“小三通若开，恐让对岸民众来台抢药”，是在刻意带风向。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呛声道，当局不能解决问题，民意代表采取自救行为，希望沟通解决“小三通”以及金门高粱酒、台湾啤酒出口的问题，当局应该觉得惭愧。“立委”郑丽文痛批，“九合一”选举就是对蔡苏当政的不信任投票，他们却不知检讨，更是吃相难看，现在执迷不悟、持续打“抗中保台牌”。国民党“立委”郑正钤13日称，苏贞昌担心大陆人到台湾会抢药，而不想开放“小三通”，挡到的不是大陆人来台，而是真正想要回台湾的台湾人；现在接近农历春节，以航空来看，运量不够，“小三通”开放对于想要回台湾的台湾人是非常大的帮助。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邱臣远13日怒斥苏贞昌，过多意识形态操作，无助于恢复两岸交流。

　　《中国时报》13日评论称，民进党当局已对边境解封，许多台商、金马地区人民热盼“小三通”重启，蔡当局却以各种理由搪塞，所谓“小三通开放会引来大陆人来台抢药”全是意识形态作祟，完全无视选举教训与社会民意的持续反扑。文章称，4年来施政再遭选民不信任投票的苏贞昌，请辞不下台，说要拼经济却把农渔相关产业推入火坑。除了撒币、养网军，什么事都干不好，就赶快下台走人，别还想着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了。

东西问·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丨尹俊：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中新社北京12月8日电题：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专访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中新社记者李双南

　　编者按：

　　现代化，一场跨越数百年、关涉五大洲的全球社会大转型，贯穿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给世界带来巨变。中国，无疑也是这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经过百年奋斗，中国的现代化蔚然成潮。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现代化模式的创新？其本质要求究竟为何？为何能打破“历史终结论”？“东西问”特稿专栏藉此推出“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策划(二)，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进行解读。

　　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中国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有何差异？中国式现代化有哪些理论创新的可能性？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曾感叹：谁能解释中国经济，谁就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您的研究而言，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何在？

　　尹俊：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经济奇迹，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斯芬克斯之谜”是经济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中国经济之所以具有复杂性，既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各地区差异较大等特殊国情，也因为新中国7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不能简单用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转型”来概括，突出表现为两类转型的叠加。

　　一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体制转型。第一次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转为计划经济体制；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完成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发展转型，即从“重工业优先发展”，到“经济高速增长”，再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发展转型”和“体制转型”叠加的双重转型道路，也可概括为“转轨发展”，即“在转轨中发展，在发展中转轨”，这就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复杂性。

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图为首钢园展区。牛云岗摄

　　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

　　尹俊：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优势。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一些先驱者就已开始探索或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直到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现代化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按照中国人民的意志去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短短六个字，内涵非常丰富，既意味着现代化的目标是中国式的，也意味着现代化的手段是中国式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手段与目标的双重结合。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呢？除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追求的“民富”“国强”的一般性目标之外，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初心使命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更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把人的物质和精神协调发展、人的幸福生活、人民的福祉作为现代化的中心目标来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维度的。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呢？与时俱进地擘画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确定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和战略目标，并为之接续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科学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鲜明特征和独特优势。打个比方，西方国家政党推动现代化的手段类似“擂台赛”，常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接力赛”，因而能够做到“积跬步而至千里”。

市民在苏州金鸡湖畔跑步健身。王建中摄

　　中新社记者：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探索，有哪些值得中国借鉴之处？

　　尹俊：现代化起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文明和工业文明，几百年来，简而言之，世界各国现代化成与失的规律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现代化的失败可能在于迷信“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或标准，现代化的成功必然取决于“一般性”规律与“特殊性”国情相结合下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因此，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其他国家在现代化“一般性”方面的探索是值得中国借鉴的，但是现代化“特殊性”方面的探索是无法直接借鉴的。

　　何谓“一般性”规律？比如各国现代化都必须一以贯之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工业化、城镇化为动力，以人的福利为目标。这方面的“一般性”体现在各国之间可以相互比较。比如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无非是通过总产值、国民收入(或人均总产值、人均国民收入)、工农业产值的比例、城乡人口比例、某些工业品的绝对产量(或人均产量)等经济指标来区分是否实现了经济现代化。

　　但现代化也有“特殊性”。比如各国要因时因地制宜，建立适应本国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符合本国国情特点的上层建筑。与经济现代化不同，各个国家的制度差异很大，并且难以像基数或者序数一样比较。换言之，没有一个制度现代化的标准。遗憾的是，历史上人们往往想当然地，把已经实现经济现代化国家的制度作为制度现代化的标准。这一观点或者偏见，主要受发展主义思潮影响。为了便于抽象研究，发展主义的主流思潮试图把现代化的一切问题都归于纯物质利益的分配，比如把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的问题，转化为物质利益在政府、市场、社会等主体中的分配问题。对于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比如贫富不均、失业、环境破坏、种族冲突、军备竞赛、战乱等，则认为可以被物质发展的成就所掩盖；或者说，只要物质经济发展了，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而漫长的世界现代化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生搬硬套其他国家现代化路径的国家，注定无法成功。

航拍雄安新区郊野公园秋景。韩冰摄

　　中新社记者：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补课论”、“趋同论”和“创新论”。为何您的著作赞同“创新论”？

　　尹俊：改革开放以后，曾经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中国是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得不回转头来“补资本主义的课”，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种“补课论”的错误在于，184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实践已经证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灵活创新体制机制，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奠定向高级阶段迈进的物质基础。

　　另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以后会越来越不明显。这种“趋同论”的错误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行的，是同资产阶级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分配原则根本对立的。即使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都以提高生产力为目标，甚至都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仍不同，比如资本主义难以摆脱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问题，而社会主义有制度优越性。

尹俊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受访者供图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创新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也包括制度的不断完善，是一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也会带来中国乃至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我们不能辜负这一时代。(完)

　　专家简介：

　　尹俊，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式现代化、五年规划、习近平经济思想、数字时代的组织管理等。已出版《中国式规划》《经济低碳化》《中国新型城镇化之路》《领导力的本质》等著作，在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等国际高水平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其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综述和提炼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分析框架。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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